1
陈独秀悲剧，建党初期已注定。
1920年二月，苏联军队成功占领了西伯利亚地区。鉴于指挥遥远边疆的军事与政务需求，苏联在国土的最东端设立了远东共和国以及远东局。
远东共和国虽然在名义上享有独立地位，实则扮演着苏俄与日本之间的缓冲角色。远东局的职责，便是引领远东共和国的运作，并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周边国家积极建立共产党的组织。
自“五四运动”洗礼后，怀抱马克思主义理念的中国青年，迅速与俄国同仁取得了联系。
四月之际，远东局派代表维经斯基莅临京城，与李大钊会面。李大钊随后将他引荐给了上海的陈独秀，维经斯基便前往上海与陈独秀进行了会晤。
两人的交流颇洽，于众多议题上达成一致，于是，在陈独秀的寓所，成立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，迈出了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关键一步。
党小组成立了，经费紧缺。
革命需巨资。
无论是传播思想、招募人才，抑或是组织学生与工人罢课抗议，资金的支持是不可或缺的。即便是出版几本杂志，亦需购置纸张与油印设备。
“远东局这边有资金支持，是否考虑每月为你们提供经济援助？”
陈独秀拒绝，言革命乃是我们自家的使命，即便有人伸出援手自是乐见，然而即便孤身一人，我们亦须奋勇前行。依赖他人之资财以图革命，实非正途。
受人恩惠，便需遵从恩人之命，一旦接受了共产国际的资助，便不得不听从其指示，如此一来，中共便丧失了自主权，沦为共产国际的从属。
陈独秀意志坚定，不屈服于依附他人，故而舍弃金钱，宁愿生活简朴，亦愿独立自主。
翌年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抵达我国，出席了“一大”会议，并再度提出了资金援助的提议。此方案的前提是，首先需提交详尽的工作计划和预算。
陈独秀缺席了“一大”会议，返回上海后得知马林的提议，不禁愤怒。他认为，我们应当自主决定工作方式，无需事事向共产国际请示，岂能沦为他人之随从？
陈独秀再次拒绝。
张太雷，负责为马林提供翻译服务的同志，向他提醒道，全球范围内的共产主义运动均处于第三国际的引领之下，中国自亦不例外。
陈独秀闻言，愤然拍案。
“各国革命皆有其独特境况，我国身为一个生产领域相对滞后的国度，我们务必坚守独立自主的立场。我们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，根据自身能力去承担相应的事务，绝不允许被他人操控，随波逐流。
他的观点毫无问题，然而开展建党与革命活动确实亟需资金，这该如何是好呢？
陈独秀在投身革命事业之余，亦于亚东图书馆担任兼职编辑，月薪三百银元，旨在借助业余所得，为革命事业提供经济支持。
起初尚能勉力支撑，然而随着党组织活动的日益增多，开销亦随之攀升，陈独秀的稿酬渐显不足。加之他事务缠身，实在难以分出精力撰写文稿。
每当经济紧张时，我便前往亚东图书馆与汪孟邹畅谈，一番闲聊后仍不愿离去。汪孟邹洞察陈独秀的心意，便主动询问他是否需要提取一些资金。
陈独秀点头，收钱后简谈便走。
就这样，陈独秀艰难经营了很长时间。
至1922年，陈独秀深感开支日益膨胀，个人收入难以维系，宛如杯水车薪。若欲持续投身革命事业，唯有寻求共产国际的援助，否则将一事无成。
在1922年7月的“二大”会议中，正式通过了《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》，该决议案中包含了一系列严格的规定：
当前，全球无产阶级革命的核心阵地，唯有俄罗斯在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之后所诞生的崭新第三国际共产党。
作为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，中共自加入第三国际以来，便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中国地区的支部。
凡违背国际共产党所有条件和原则的党员，理应被予以党籍除名。（此规定至关重要）
一旦确立了上下级隶属关系，共产国际便需着手解决我党的经费难题，确保在既定时限内将款项汇至。
陈独秀在随后的报告中指出，自“二大”至“三大”的短短一年间，所有经费均由共产国际提供。
至1927年，短短半年之内，经费就已高达百万之巨。若无共产国际的慷慨资助，单凭陈独秀那区区几百块稿酬，又怎能维系如此庞大的开支？
然而，世间事物无不兼具两面，共产国际所提供的资金虽解了燃眉之急，却使得党组织丧失了自主性，面对苏俄时，我们无法挺直腰杆，发言亦显得力不从心。
随后的连串挫败，乃至陈独秀个人的悲剧，皆与此密切相关。
2
陈独秀那言辞无力的发声，其命运此后便始终与国民党紧密交织。
1922年，共产国际为推动国共两党的合作，进而提出让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倡议。
一方面，借助国民党的组织网络迅速扩张壮大，另一方面，最为关键的是，共产国际倾注心血培育国民党，每年提供资金与武器支持，并派遣众多顾问至广州，亲自对国民党的军事与政治事务进行改革。
共产国际对中共仅拥有几百名党员的规模，根本不抱任何期待，认为其难以成就任何大事。
想保持独立自主的陈独秀，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吵了好几次，不同意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。
他视国民党为一股帮派势力，内心深处对其不屑一顾。同时，他察觉到中共的实力尚显薄弱，因此加入国民党不仅难以与之抗衡，更担心自己会被这股势力同化，最终湮没无闻。
那时还革命干嘛。
马林无法说服陈独秀，于是径直向莫斯科汇报情况。不久，莫斯科下达了指令，指示陈独秀与中共紧密协作，共同支持马林的工作，并加入国民党。
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，陈独秀肩负着执行命令的使命，从而开启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序幕。
如今审视，那一次的合作对中国共产党而言无疑是益处良多。回顾1921年的“一大”，党员人数仅有57名，经过不懈的努力与精心经营，直至1925年的“四大”，党员总数才增至994人。
自国共合作催生了大革命与北伐战争，至1927年4月，党员总数已飙升至5.7万人，呈现出指数级的迅猛增长态势。
然而，陈独秀深感痛苦，他仿佛置身于苏联与国民党的夹击之中。
1926年伊始，国民党即将召开“二大”，本次会议议程涵盖了选举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环节，该委员会将扮演国民党最高领导核心的角色。
中共正积极筹备与国民党左翼势力展开紧密合作，旨在即将召开的大会上争取更多选票，并在中执委中稳固多数席位。此举将为我党带来显著的话语优势，为今后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石。
陈独秀曾言，我们无需占据多数席位，仅需七个席位即可。鉴于这是国共合作之举措，此等要求是否显得颇为合理？
苏联派遣至广州的顾问鲍罗廷表示，此举已过犹不及，你们所获席位不宜超过4个，再增无益。
陈独秀：7个。
鲍罗廷：4个。
最终，陈独秀未能战胜鲍罗廷，未能争取到预期的四个席位，目标未达。
鲍罗廷言辞直率，恳请各位停止争执。若席位过多，恐将令中间派心生畏惧，同时亦可能激怒右翼势力，这对团结极为不利。
实则，此乃鲍罗廷的辩词。他须遵从共产国际的指令，全力支持国民党的发展，而他亲自挑选的国民党领袖，正是汪精卫与蒋介石二人。
鲍罗廷深信不疑，坚信他们二人将成为中国革命的栋梁之才，务必加以精心培育。至于中共的知识分子，则暂且置于次要位置，待时机成熟再行考虑。
陈独秀四处奔波，费尽口舌，才艰难地将席位比例争取至三分之一。最终，在总计60个正式与候补执委席位中，共产党员成功获得了14席。
李大钊、恽代英等七人担任正式执委，而毛泽东与邓颖超则担任候补执委之职。
陈独秀尽力了。
“太上皇”鲍罗廷所栽培的蒋介石，在“二大”上取得辉煌胜利，继而引发两起重大事件。在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干预下，中共遭到极大的削弱，而这又成为陈独秀的罪名。
第一个大案是中山舰事件。
在那年的三月，海军代理局长，一位忠诚的共产党员李之龙，接到了一项紧急命令，派遣中山舰前往黄埔，声称肩负着至关重要的使命。
李之龙未加思索，便将中山舰驶往黄埔。不料蒋介石询问，未曾下达过调动军舰的指令，难道你是意图发动政变，将中山舰开至此处？
李之龙瞬间感到困惑，若非蒋介石，这命令究竟出自何人？就在此刻，有关苏联顾问和共产党人企图绑架蒋介石的传闻四起。
蒋介石秉持“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传其无”的原则，果断拘捕了李之龙，同时对众多共产党员及苏联顾问实施了监控与软禁。
“中山舰事件”的根本原因，其实就是国民党觉得苏联、中共的权力太大，准备搞几个大案夺回权力。
周恩来和毛泽东的意见，必须强硬反击，才能遏制蒋介石的野心，保住中共的生存空间。
怎么反击呢？
当时蒋介石的权力基础尚不稳固，他们得以联络汪精卫，并说服与蒋介石存在矛盾的军方将领，辅以苏联顾问的协助，合力将崭露头角的蒋介石压制下去。
结果莫斯科回电：
“共产党的势力确实广泛，几乎所有关键权力均掌握于其手中，这或许不利于团结共识的形成。”
此外，鲍罗廷与苏联顾问达成一致，向莫斯科报告称：“蒋介石坚定地站在左派立场，值得充分信赖。”
共产国际的代表甚至提出，中共需从国民党的领导岗位中退出，理由是革命成功后，将组建全国政权的将是国民党而非共产党，因此，共产党人不应占据过于显赫的职位。
蒋介石于是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，汪精卫不得不远赴海外进行考察，而共产党员则纷纷从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撤出，导致其实力大幅削弱。
此军乃蒋介石的黄埔亲信之师，往后国民政府中的黄埔派高级将领，多半源自第一军。
陈独秀是什么立场？
陈独秀对于“中山舰事件”的反应显得漠不关心，毕竟他在上海得知此事时，蒋介石与苏联双方早已将此事妥善解决。此时陈独秀的表态，又怎能对事态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呢？
第二个大案是整理党务案。
在“中山舰事件”发生后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，国民党紧急召开了第二届第二次全体会议。会上，蒋介石明确指出，为防止国共关系演变为党内的纷争，必须采取有效措施以消除彼此间的误会。紧接着，他提出了《整理党务决议案》。
主要是几个内容：
在各级国民党执行委员会中，共产党员所占比例不得逾越三分之一。共产党员不得担任部长职务，而参与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名单，则须提交予国民党主席妥善保管。
蒋介石的方案，主要是为了削弱中共的力量。
陈独秀怒不可遏，鉴于蒋介石违背武德，我等亦不再与之周旋，便退出国民党吧，何须再与之合作？
他在向共产国际提交的报告中，表达了对国共两党由党内合作模式向党外联盟转变的期望。
但是共产国际不同意，维经斯基跑去上海，把陈独秀给批评了一顿，说坚决不能退出，莫斯科已经决定了，中共必须留在国民党内。
原因依旧沿袭旧说，强调国民党乃我国最具影响力的政党，蒋介石之可信赖性亦被反复提及。
陈独秀只能认了。
至1927年三月，蒋介石率领北伐军攻克上海，陈独秀察觉事态异样，遂向党内同志发出警示，强调若欲抗争，务必立即做好充分准备。否则，拖延时日，问题终将不可避免地浮现。
苏联及共产国际对陈独秀置之不理，转而寄望于汪精卫前往南京，意图削弱蒋介石的权势，迫使他乖乖地遵从苏联的安排。
4月12日，蒋介石发动了一场政变。与此同时，斯大林在莫斯科向中国共产党发送了一封电报。暂时不宜开展公开的战斗行动，避免组织罢工，并且严格禁止与国民党军队发生任何形式的冲突。。
简而言之就是不要抵抗。
斯大林在给鲍罗廷的电报中提出：“能否适当妥协，防止蒋介石倾向于帝国主义阵营？”
蒋介石的回答是枪声不断，中共的代价是人头滚滚。
自建党六载以来，每逢重大难关，陈独秀无不深思熟虑，寻求解救之策，然而因力量不足，难以踏上前行的独立自主之路，致使一切事宜皆需遵从共产国际的指导。这导致1927年大革命失败。
1927年7月4日，陈延年在上海不幸被俘，旋即惨遭不幸，远在武汉的陈独秀闻讯后心情沉重，遂提出辞去总书记的职务。
说了不算，不干了不就行了。
行至如今，陈独秀的职位并非轻而易举可辞去，毕竟在大革命失利以及国共合作的破裂之际，共产国际亟需为自身的责任进行澄清，方可维系对各国革命运动的领导权。
若共产国际需对中国的挫败承担相应责任，其威望必将遭受严重损害，从而对后续工作的开展造成不利影响。
陈独秀为总书记，最宜背锅。
“辞职之举绝无可能，陈独秀先生，您唯有接受被开除的命运。”
在8月7日举行的“八七会议”中，共产国际的使者罗明纳兹对陈独秀进行了严厉的批评，指责他在与国民党的交往中过于妥协与退让，并指出其行为犯了“右倾机会主义”的错误。紧接着，党内同仁亦纷纷对陈独秀展开了激烈的批评。
实则陈独秀心中亦满腹牢骚，皆因众人指使，与他何干？
3
陈独秀有问题。
在大革命的挫败之际，他确实发表过若干妥协、缓和的言论，这使得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众多青年党员的信念受到了动摇，自那以后，他们便不再盲目崇拜任何领袖。
但陈独秀退让的背景，是苏联和共产国际造成了烂摊子，从来没有武装斗争经验的陈独秀和中共，被逼无奈之下的妥协。
陈独秀的根本症结在于——他不仅沦为托派的一员，且公开反对共产国际的指导。
所谓托派，起初仅指那些信仰托洛茨基主义人士，而托洛茨基主义，实则是对马克思主义由托洛茨基所提出的独到见解。
然而，在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的权力角逐中，托派一词沦为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，一旦有人被冠以这一罪名，便注定命丧黄泉。
若投身托派，即是对斯大林同志的反对，那么那些受到共产国际支持的各国党员，岂能不对托派成员进行严厉打击？
不下死手，怎交代斯大林同志？
辞去职务后的陈独秀，却对托洛茨基主义深信不疑，他坚信托洛茨基的才能胜过斯大林，与托洛茨基之间产生了强烈的情感契合。
1929年，陈独秀与彭述之等志同道合者携手，共同创立了托派组织——“无产者社”。
此乃大忌，共产国际下达指令，陈独秀若欲保留其党内地位，唯有承认错误，并须进行深刻的反省。
陈独秀意志坚定，直言无需多言检讨，一切后果由你们自行承担。
陈独秀被开除党籍。
已被开除党籍的陈独秀，至此卸下了所有束缚，于当年十二月发布《告全党同志书》，对斯大林及共产国际进行了一番痛斥，进而鼓动同志们共同反抗斯大林的统治。
无奈至极，在共产国际引领的共产主义运动中，陈独秀已然成为了一个格格不入的存在。
在那之后的数年间，陈独秀担任了中国托派组织的总书记一职，其背后的原因主要有二：一是他对共产国际以及苏联的盲目指挥深表不满，二是他对托洛茨基的部分理论表示了认同。
尽管如此，在抗战初期，他仍向包惠僧明确表示：“我并非托派。”
为什么呢？
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，这场中国与日本的民族之战愈发激烈。身为中华儿女，我们自当坚定地站在祖国的立场上，与日本展开一场关乎民族存亡的生死较量。
中国的托派势力仍旧高扬工人无国界的旗帜，宣扬武装捍卫苏联的理念，并对国共两党持反对态度。他们自诩为最纯粹的革命派，从未深思过统一战线的深远意义。
陈独秀对这些人不屑一顾。民族利益至上，就说我不是托派，与中国托派划界。
托洛茨基曾有意邀请他跻身第四国际的领导核心，然而陈独秀对此并无太多兴趣，此事便就此搁置。
说到底，陈独秀，是个有风骨爱国文人。
他始终坚信并践行自认为正确的道路，即便被剥夺了党籍，仍旧坚定不移地守护着共产主义的信念。他对托洛茨基的部分观点表示赞同，却对中国托派持批判态度。对于斯大林和共产国际，他并无好感，甚至曾在文章中对他们进行严厉的抨击，无论对方的身份地位如何。
他性格错综复杂，却绝非叛徒之辈，亦不曾屈膝投降。
为何他未获平反？
看到这里，想必你也有答案了。
共产国际的疑虑实则易于解答。随着俄罗斯公开相关资料，事实已经明确，陈独秀并无任何问题，反而是共产国际的指导出现了偏差。
但做为中共的创始人、连续五届总书记，被开除党籍后居然不知悔改，反而跑出来另起炉灶，这可是分裂啊，哪个政党都不可能对分裂视若无睹，哪怕陈独秀是文人的无心之过。
若为陈独秀全面昭雪，这似乎暗示了分裂并非不可接受，这又如何向后人传授正确观念，又如何有效引领团队呢？
随后，毛主席将陈独秀、高岗、王明三人并提，其核心在于他们“分裂主义”的行为。
若陈独秀能摒弃些许文人习气，减少冲动行事，便不至于有担任托派总书记之任。
评价改善许多。
托洛茨基
4
陈独秀悲剧亦建党初期悲剧。
在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，众人为探寻中国的未来道路而努力，无人能预知未来将呈现何种景象，亦无人确信何种理论或路径定能在中国奏效。
大家都在探索，给出的答案必然不同。
这是他一代人的命运。缺乏现成的解决方案，难免存在误入歧途的风险。在建党初期，由于实力有限，我们只能在挫折与逆境中艰难地摸索前行。。
陈独秀与李大钊，皆为时代的盗火者。他们以生命为代价，以身作则，向世人昭示了何为正道，何为歧途，何种道路可行，何种道路不可行。
他们成就了我们。
无论对陈独秀的评价如何，他的名字已然镌刻于历史的悠悠长河之中。
1942年5月23日，包惠僧赴重庆江津探望陈独秀，重逢阔别二十余年的故交，陈独秀喜出望外，与包惠僧共进了一顿四季豆烧肉的佳肴。不料，此次聚餐却意外引发了陈独秀的胃病，使他不得不入院治疗。
闻悉陈独秀身患疾病，卧床休养，辛亥革命的开创者朱蕴山便陪同周恩来，一同前往陈独秀的府上进行了探望。
周恩来踏入屋内，便亲切地问候：“独秀先生，久违了，您好。”一旁的朱蕴山也附和道：“独秀先生，周恩来先生在百忙之中，特意从重庆远道而来，专程来探望您。”
陈独秀感慨万分，时光荏苒，曾经风华绝代的周恩来如今亦步入中年之列。
周总理劝他重返延安，只需撰写一份检讨书，诚心承认过往的失误，便能逾越眼前的困境。
若他能撰写一份诚恳的检查书，坦白承认过错，那么这便表明了内部矛盾的存在，不至于完全没有回旋的余地。
陈独秀拒不屈服，而王明亦不愿放他离去。
陈独秀对周恩来言：
李大钊已逝，陈延年亦然，除却周恩来与毛泽东，中央再无我能信赖之人。我亦感岁月蹉跎，年事已高。面临中央会议，我该如何自处？我本不愿随波逐流，何必让众人空手而归？
王明等人在延安散布流言，诬称陈独秀为日方的走卒，声称其每月向日本人索要300元津贴。
鉴于陈独秀曾加入托派，而王明等人背后的支持力量源自苏联，若陈独秀返回延安，他们便难以向人交代。
5月27日，历经艰辛岁月的陈独秀于江津与世长辞，直至生命终结，他始终未曾屈服。
他的一生，恰似在《觉醒年代》中所吟唱的《定风波》一般：
莫听穿林打叶声，何妨吟啸且徐行。
竹杖芒鞋轻胜马。谁怕？
一蓑烟雨任平生。
股票怎么上杠杆,实盘10倍杠杆app下载,牛壹佰配资提示：文章来自网络，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